目录
1.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创新、绿色领域看点最多
2. “十四五”双循环内外共振，收入分配与生育政策或迎调整
3.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4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4.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5.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十三五”规划提出32个定量指标，多数已于2019年提前完成
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对应15年平均增速约为4.8%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认为这一目标约为2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将发达经济体定义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12,536美元；2019年共有62个国家或地区满足这一标准*，其中21-42名应为中等发达国家，第42名的希腊GNI约为2万美元。
2019年4月20日，上海市市长应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2018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性预期下，2021-2035年均增速4.8%，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1,006美元，可同时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和较2020年翻番两个目标
2022-2025年、2026-2030年、2030-2035年平均增速分别为5.0%、4.6%、3.9%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或将进一步完善“首台套”、财税激励、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等政策
科研院所继续承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任，实行“揭榜挂帅”的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1-2035)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公布，有望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制定新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将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储存能力或将成为未来重点任务，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电站、储能设施值得关注
中共中央计划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向更高标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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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创新、绿色领域看点最多
2. “十四五”双循环内外共振，收入分配与生育政策或迎调整
3.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4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4.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5.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开拓外需与扩大内需共振，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或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抓手 中美摩擦与疫情背景下出口有较大的下行风险，对冲方式包括开拓外需与扩大内需两大方面：
开拓外需：一方面需通过出口转内销与多元化出口来缓解货物贸易顺差的下降，另一方面需通过改革提高服务业供给进而缩减服务贸易逆差
扩大内需：短期可通过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侧政策如专项债、消费券等托底经济，但长期看需通过改革带动消费增长，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与人口政策调整或为未来5-10年的工作重点
“十四五”规划或将重点阐述扩大内需战略，考虑到宏观杠杆率的风险，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或为本轮扩大内需的重点：
扩大内需战略并非首次提出，1998-2002年的第一轮扩大内需中，国家进行了包括机构改革、加入WTO等多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成功企稳；2008-2012年的第二轮扩大内需以基建地产为抓手，经济虽然企稳但宏观杠杆率也快速上升
本轮扩大内需的初期，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类似2008年。为防范风险，参考1998年经验，供给侧的改革开放或为重点
货物贸易：出口集中风险较大，出口转内销与多元化出口共同化解风险
对单一国家过高的外需依存度，可能诱发贸易安全问题
2015-2018年间，中国大陆前两大出口目的地金额占比之差为12.7%，而同为制造业大国的日本和德国仅为1.2%和0.6%
《广场协议》后日德货币对美元升值幅度相似，而日本对美出口占比过高，其出口滑坡更剧烈，经济减速更严重
简单情景假设下，在美国当前“保护主义大棒”的政策下，未来5-10年对美出口货物金额有下降约40%的可能性，内需与“一带一路”和欧日韩或可有效承接
我国内需释放潜力较大，预计15%的对美出口或可转移至国内 预计17%对美出口或可转移至“一带一路”和欧日韩，这不仅是国际局势影响的结果，更是市场潜力的考量。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出口额达7,510亿美元（对美国出口额为4,187亿美元），增长13.1%
预计8%对美出口或难以转移，带来一定净损失。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报道，中国美国商会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有16%的美国企业考虑会将部分生产或供应链迁出中国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核心，而关键在于提高收入让居民“能消费” 服务贸易：短期看人员“少出去”，长期看服务“多出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2019年逆差高达近1.8万亿元，主要来源于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等
服务贸易逆差从扩大到收窄是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德国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提升， 日本则通过入境旅游、知识产权及金融服务走出去缩减逆差
“十四五” 规划的前期阶段，疫情常态化及逆全球化趋势影响下，人员“走出去”意愿或有下降，改善国内服务供给， 或将减少服务贸易进口，实现服务内循环：
在旅游方面，需要推动国内高质量旅游供给的形成，引导旅游向国内市场转向
在留学方面，预计未来合作办学的发展及国内教育资源的提升有望承接部分留学需求，进而实现服务贸易逆差的收窄
在医疗方面，医疗改革“三医联动”或为基本盘，海南有望建设成为一流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吸引境外就医需求回流
短期内旅行服务贸易（含留学、旅游、就医）“少出去”或有望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约4000亿体量的增长空间，使服务 贸易逆差缩减22%
更长期来看，降低服务贸易逆差需要大力促进中国公司及服务“多出去”，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扩大服务外循环：
技术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巨大，推动以铁路、水电和通信工程建设等为重点的技术出口，或将大幅收窄服务贸易逆差
金融服务：在加速推进金融服务业双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的进口与出口或均有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上，金融服务随实体企业同步走出去或有助于逆差适度收窄。伴随着国内金融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国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或将大有可为
数字服务：我国在新一轮数字经济转型中具备先行者优势，未来数字服务（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服务数字影音、线上教育医疗等）出口或为最大亮点，有望使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改变我国国际贸易领域话语权较弱的局面。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消费既是压舱石又是发动机，扩大内需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看，2014年以来消费都超过了55%，是名副其实的“发动机”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费占比还处于偏低的水平，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部门消费或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要通过改革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而最为核心的仍在于通过提高收入让居民“能消费”
发放消费券等措施或能为短期的消费回补提供支撑，但是长期来看，破除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率。具体来看，预计可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群众“能消费”；其次，改善消费软硬环境、鼓励商家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让群众“愿消费”；最后，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敢消费”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提振消费的核心在于通过提高收入让居民“能消费”，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愈发重要
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或制约消费，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
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或已成为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居民部门在整体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较低和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导致居民消费需求被抑制
基尼系数可以体现贫富分化情况，该系数在2008年后开始好转，但是在2015年后开始再度恶化
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重中之重，健全各要素市场化改革或为后续重点
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环节，对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贡献超过85%
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
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等再分配手段的影响还非常小，初次分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起决定性作用
优化初次分配结构，激发劳动、科技、土地等要素活力
劳动：推动产业转移并破除要素流通障碍，促使劳动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推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等低收入地区转移，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的同时，增加对当地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加强职业培训，使劳动要素实现市场化配置
科技：强化以产权为核心的科技要素市场化评价和分配机制
改革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科技要素评价制度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制度和转化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完善科技要素报酬机制
以“科改示范行动”为抓手，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促进内部科技要素活力迸发
土地：释放农村土地要素活力，帮助近八亿农民实现增收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在于改变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得农民手中的土地要素得到合理的市场化报酬
一方面全面推动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另一方面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或将盘活农村1.14亿亩闲置宅基地
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社保体系加码支持中低收入群体
个税改革或效果有限，房产税、证券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有望发挥“调高补低”的作用2019年我国税收收入15.8万亿，其中个税收入仅1万亿，相对较小的税收规模限制了个税改革的效果
房产税已经在上海、重庆试点，制度相对成熟，证券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或将适时推出。预计均会采取类似个税的累进 税制，更多地向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收入或将主要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保的托底功能
中国政府的社保支出约占中国GDP的7.1%，占整体政府支出的22.9%，和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偏低的水平
政府或将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群众在住房、养老、医疗等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盘活存量住房公积金，丰富住房公积金用途，充分激发超6万亿元缴存结余的活力
剔除二孩堆积效应后，长期生育率或已经降至1.1左右的极低水平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年龄结构问题，改善的关键在于增加生育
中国大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73.3%，此后持续下滑，预计将在2025回落至68.3%
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生育率约为1.52。但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比一孩已经达到了1.41，中国台湾该比例的长期均值约为0.72。参考中国台湾数据，我们修正了二孩放开的堆积效应，发现中国大陆长期的生育率已降至1.1左右，仅略高于韩国的1.05，远低于日本的1.43
人口普查或将推动生育全面放开，但只是放开限制效果或有限
生育限制全面放开或已近在眼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间点为2020年11月1日，普查结果预计在明年初发布，或将成为未来人口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我们认为人口普查数据或将充分反映当前中国生育不足的问题，为生育限制全面放开提供有力根据
只是放开限制性生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曾经历过实施生育限制再到放开的过程。除了放开限制后立即转为鼓励生育的新加坡，其他国家生育率并未随着政策放开出现明显回升
五类生育鼓励政策共同发力，长期生育率有望回升至1.6左右
强化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发展多层次养老服务 应对老龄化
在保障老龄人口收入的同时还应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
2019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达到1.76亿人，老龄化率约为12.6%。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5年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2.05亿人，老龄化率超过14.0%，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通过国资划转社保和养老金入市缓解第一支柱的支付压力，同时加快发展第二、第三支柱
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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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创新、绿色领域看点最多
2. 十四五双循环内外共振，收入分配与生育政策或迎调整
3.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4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4.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5.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产业政策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明确普惠化、功能性和竞争性三大方向
2020年5月公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
普惠化：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相对，指支持对象的选择标准更加公开公平，凡是符合标准的企业即可获得支持
功能性：指通过加强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竞争性：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破除垄断
普惠化转型不代表支持方向完全没有针对性，对于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卡脖子”技术，需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2020年5月，《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
202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指出，“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国家资源或将集中至核心零部件（元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卡脖子”领域
建立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提高至20%以上
“十三五”目标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5%，已经于2019年提前完成
预计“十四五”规划将在2020年基础上制定更高的目标，以确保2030年承诺按时完成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有望迎来快速增长，尤其是开发潜力大、安全性较高的光伏和风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着力加强环保建设
预计全国矿山修复需要7800亿元总投资，其中“十三五”期间约为1125亿元
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约5223万亩矿山占用损毁土地，按平均每亩1.5万元的修复成本计算，共需约7800亿元投资
“十三五”规划提出，2016-2020年完成750万亩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任务，对应约1125亿元
“十四五”期间矿山修复有望加速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市场化激励手段不断完善
PPP融资放松、资本市场改革等或将缓解环保企业现金流压力
后疫情时代，医疗体系短板亟需弥补
推进医保控费，扩大带量采购范围
采购范围或将从化学药口服制剂逐步扩大至化学药注射剂和高值医用耗材，生物制品和中成药也存在集采的可能性
预计未来符合医保控费价值导向的创新药、创新器械市场占比将不断提升，药企销售能力的重要性将逐渐弱化
继续便利医保异地结算，推动分级诊疗
长三角已有29个城市实现医保“一卡通”，未来有望实现全国医保异地结算
进一步完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7月，美国政府首次表态拒绝承认中国南海主权，并派出双航母赴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今年以来，印军多次越过边境线，挑衅和攻击中国人员，在两国部队之间造成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十九大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完成时点提前15年至2035年，十九届五中又提出了2027年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 是目标修订后首次个五年计划，军费支出有望合理增加，重点装备型号或将进行补偿式发展
我
军目前仍装备了大量的老旧装备，新装备数量及结构占比与美俄等军事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信息化：电子系统价值占比更高的新装备列装加速，部分老型号装备也在信息化升级
消耗类装备：实战化训练背景下，训练强度和频率的增加将显著加大消耗类装备的需求，如航空发动机、导弹、无人机
上游厂商：景气度率先改善，业绩弹性比下游主机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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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4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4.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5.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变与不变
“十三五”规划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论述中国城镇化思路，预计部分政策方向将继续贯彻：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加大“城市病”防治力度，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构建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坚持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另一方面继续提升县域经济支撑能力
“十四五”规划预计将在均衡与发展中重新取舍 城镇化率已超过60%，结构性的城镇化特征突出。预计将更加强调城市群、都市圈战略，避免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平均用力。基于“三个一亿人”目标的“新生中小城市”、“特色小城镇”等或将不再是政策重点
核心城市群预计将成为投资发展重要抓手。除十三五提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外，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预计均将有所部署，共同构成驱动中国发展的“组合发动机”
考虑到边疆安全、产业链完整、开放与贸易调整等因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将获更多政策倾斜，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改革方面，除户籍改革持续推进外，预计土地要素盘活将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看点，农地改革等有望加速
以城市群带动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核心抓手之一
“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由此带来消费扩容升级+集中基础设施投资+高端要素集聚的产业发展
根据OECD报告，城市群带来人口集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翻一番可以使生产率提高2%-5%
我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发达地区和重点城市群的增速并不迟缓，这一特征在“十四五”期间预计不会改变
成渝双城经济圈：有望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第四极
中西部核心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正在享受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重战略红利
在中西部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平均的背景下，“新一线”强省会得到更多要素倾斜，人口与产业流入极快
成渝地区表现亮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预计相关方案将于年底出台充足的人力资本与良好的教育资源：2015至2019年，成渝两地每年合计新增人口50万人以
除一般制造业外，以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已形成产业链集群
城乡融合发展中，土地要素改革成为重要发力点
除超大城市外，其他城市落户条件均大幅放松。在“人地钱挂钩”高质量城镇化中，土地成为最需深化改革的领域
一方面，提高城镇存量建设用地效率。预计包括1）矿区土地复垦及盘活利用；2）推动二三产业混合用地；3）闲置土地使用权收回；4）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相关REITs试点等
另一方面，探索更为灵活的农地使用创新。预计包括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全面入市并灵活使用用途；2）稳妥推进宅基地退出流转与使用权放活；3）严守耕地红线前提下，进一步放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内和跨省调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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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35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创新、绿色领域看点最多
2. 十四五双循环内外共振，收入分配与生育政策或迎调整
3.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4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4.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5.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双循环格局下金融体系作用突显，“十四五”规划中地位或有提高
在金融领域，“十三五”规划着墨相对有限，主要强调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改革金融监管框架、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商业性与政策性金融协调；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重视普惠金融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健全利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丰富金融工具
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内外压力之下，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内部来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未来仍需提升
外部来看，金融开放背景下，必须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机构，以应对冲击和挑战
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未来金融领域工作的总纲领
金融体系对促进双循环格局形成具有独特作用，预计金融改革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地位将明显提升
双循环格局下，需解决产业链和需求“两头在外”的状况，保障经济安全
在产业链上，金融的支持手段更为市场化，可为突破“卡脖子”环节提供融资支持
在需求上，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助于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发挥好财富效应
资本市场或为各项结构性改革中的最大亮点
资本市场改革不仅是金融改革中的最大亮点，更是各项结构性改革中的最大亮点，预计推进速度较快，阻力较小
2019年提出的“深改十二条”标志着资本市场改革已进入新周期
2020年以来中央对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视或前所未有，强调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强化基础制度建设；放松或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
预计未来将围绕融资端、投资端和机构端加速改革
融资端改革具有基础性作用，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市场良性运行的基石
全市场注册制与中概股回归或是“十四五”期间的关键增量改革
全市场注册制或可在2021年推行，保持目前实质审查与形式审查相结合的模式
中概股是新经济的优秀代表，中美摩擦下预计将持续为海外中概股回A提供便利通道
各项基础制度环节也将在“十四五”期间持续微调和优化
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并购重组和再融资此前已优化，减持和退市也有望在2020年改革，上述制度需要在实践中持续微调
预计“十四五”期间直接融资占比将有明显提高，特别是科技类行业的融资将有大幅提升
投资端改革是提升市场活跃度的关键，近期政策层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与融资端并列长线资金入市渠道或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拓宽，包括险资、外资和年金等长线资金将有效提升市场韧性
金融工具或在“十四五”期间持续丰富，遵循从场内到场外、从指数到个股的逻辑，衍生品市场或有大发展
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保护机制既需要配套细则的持续优化，也需要司法体系的配合。预计“十四五”期间或持续优化信息 披露细则，并打造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全方位追责体系
机构端改革是金融双向开放背景下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举措
做大头部金融机构的规模是最直接的方式，以券商为例，预计“十四五”期间将扩展资本金补充渠道、适度提高杠杆比 例，并鼓励并购重组
除规模外，金融自由化是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利率市场化改革或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深化
混业经营模式或仍相对谨慎，但或有在“十四五”后期探索的可能性
总体上，“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是未来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原则，重视制度建设，避免不必要干预。
银行体系改革在“十四五”期间或促进脱虚向实、防范化解风险、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脱虚向实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银行体系一直以来的改革基调。除此之外，“十四五”期间的脱虚向实预计 还将强调向重点领域的倾斜，如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等
资管新规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抓手，尽管2020年资管新规已再度延期，但“十四五”中前期将大概率落地
<<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已出台，完善公司治理预计是未来银行改革（ 特别是地方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关键抓手
金融监管在“十四五”期间或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开放加速、金融科技应用的新格局
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是发展水平提高后的天然结果，但放缓过程中易造成金融风险的加剧暴露。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加 强对重点领域风险的处置，将攻坚战的监管经验常态化，并持续完善宏观审慎支柱以及存款保险等制度
金融双向开放背景下，风险跨境、跨资产的传染机制将更加复杂。预计“十四五”期间将持续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但预计资本账户开放的推进仍将相对审慎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一方面为监管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为监管带来了工具。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新兴领域的立法，并发展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丰富科技监管手段，提升科技监管水平
